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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帆（清华大学建筑系博士研究生）

梁思成说过一句话：“别人都把自己的宝贝藏在家里，我的宝贝放在全国各地。”

梁思成说的“宝贝”，自然是中国古建筑。从年至年，梁思成与林徽因多次出行查访古建筑，寻找遗落在祖国山川河谷中的建筑瑰宝。

“中国古建筑在哪里？”是他们碰到的首要难题。当时，中国古建筑研究刚刚起步，并无多少前人的研究可以借鉴，他们只能从有限的书籍入手。梁思成后来写道：“一年四季，出行之前都在图书馆里认真进行前期研究。根据史书、地方志和佛教典籍，我们选列地点目录，盼望在那里有所发现。”

林徽因在年《大公报》的一篇文章中描写了梁思成在考察应县木塔之前的准备，包括其痴迷之状：早晨洗脸的时候、吃饭的时候、走路的时候都会突然念叨起应县的交通、想象着对木塔的测量。

之后有一天，林徽因在家里的信件中看到了从山西应县某照相馆寄来的木塔的相片，她俏皮地写道：“我只得笑着说阿弥陀佛，他所倾心的幸而不是电影明星！”原来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人们追星的方式是尽可能多地收集心仪的明星的照片。

事实是，由于旅途艰辛，梁思成会尽可能通过种种途径了解建筑的保存状况再决定是否出行。梁思成先是写了信请当地的邮局局长帮忙，找当地的摄影师为木塔拍照，而照片馆也只要求以北平的信纸作为酬劳。

当然，寻找古建筑的过程也不总是这么按部就班，总会出现一些“意外”。

独乐寺观音阁断面图（选自费慰梅的《梁思成与林徽因》）

年梁思成决定开始第一次野外建筑考察，第一站就选在距离北平比较近的正定隆兴寺。正当梁思成准备出发时，他的朋友杨宝延告诉他在鼓楼有一幅独乐寺的照片。听了杨又延的描述，梁思成果断前往鼓楼。果然，照片上硕大的斗拱让梁思成非常兴奋，他立即改变行程直奔蓟县。

那一回，梁思成与弟弟梁思达同行。他们从天还没亮时出发，抵达蓟县已是黄昏。梁思达自嘲他们成了满身尘土的“土地爷”，他们不知道这在梁思成接下来几年的经历中会是家常便饭。

独乐寺中的山门和观音阁是辽代原构。观音阁与敦煌壁画中的唐代建筑如此的相似，骤然一见，可以让人有种进入敦煌壁画中极乐世界的错觉。梁思成一生对这座迷人的辽代楼阁一直情有独钟。

观音阁全阁的斗拱有二十四种，其构造初看复杂，其实井井有条，斗拱的结构皆因功能而异，是艺术中的极品。这座辽代楼阁，近唐式却非唐式，是唐宋过渡的形制。比如说，观音阁下层的补间铺作（简单说是柱子之间额枋上的半拱）在样式上比唐代繁杂，功能上却仍是唐式的。

这种过渡还体现在山门的鸱尾上。鸱尾的上段是唐代的纯鳍形尾，尾端朝内，下段却是宋代后的龙首，吞咬正脊。山门另一罕见之处是：作为一个小建筑却冠以最高级别的屋顶 —— 四阿顶。

在考察独乐寺的期间，当地一位师范学校的教员告诉梁思成，他的家乡宝坻县的西大寺与独乐寺有类似的特点。就这么简单，独乐寺之行又把梁思成引向另一座辽代建筑——广济寺，也就是当时人们俗称西大寺。

每一个发现古建筑的可能总让梁思成变得非常急性子。他本想直接从蓟县前往宝坻，但因为长途汽车停运只能返回北平。在北平他设法弄到广济寺的照片，照片上的广济寺显然是明清以前的建筑。

两个月后雨季一过，梁思成立刻前往宝坻广济寺。在他一生建筑旅行中，几乎各种各样奇怪的画面都出现过的。这一回他们从猪市场出发，因为汽车站就在当中。梁思成幽默地描写道：“我们在两千多只猪惨号声中，上车向东出朝阳门而去。”

在广济寺梁思成看到了另一座的辽代原构 —— 三大士殿。河北的古建筑多为明清遗物，而梁思成在短短三个月间连获两处辽代建筑，其欣喜可想而知，梁思成称之为“一个奢侈的幸福”。

三大士殿的斗拱与梁架相互织成一体，不可分离，每一个斗拱和每一根梁枋都发挥着自己的功能，没有一块木头是多余。可以说，木材的运用在三大士殿中达到了极致的程度，被梁思成形容为“最善最美处”。

在三大士殿，梁思成还第一次看见了《营造法式》中“彻上露明造”的实例，即不用天花装饰，屋顶的梁架结构完全显露眼前。

三大士殿中供奉三大士像。三大士像的五官非常唐式，但没有唐式慈祥之神，反而是大士像的胁侍菩萨更具唐风。对此梁思成有个解释：大师多是艺术的先驱，他们大都只负责寺庙中主要佛像的雕塑，胁侍菩萨多由他们的徒弟完成，因而胁侍菩萨保留了更多先旧的风格。

梁思成为我们留下了一篇详尽的广济寺建筑调查报告，是不幸中的万幸。年广济寺在宝坻解放前夕被当作“废物利用”拆毁，其木头被来用修筑桥梁。在梁思成得知要拆寺时，曾向相关部门力求保存原寺，却终不能挽救这个九百余年的建筑。

广济寺三大士殿立面图。（选自《梁思成文集》）

在梁思成历时数年寻找古建筑的路上也不全是遍地黄金，有意外偶然的惊喜就有令人沮丧的失望。

年梁思成与林徽因赶赴晋中考察，明确的目标是赵城的广胜寺，隐藏的希望是找到一座唐代建筑。梁思成在《县志》中看到霍山中有一座唐代的兴唐寺，他们满怀期望而去，因为往往偏远的位置和山川树林是古建筑物最好的保护屏障。

为探访兴唐寺，他们在曲折陡峭的山里徒步十几个小时，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冒险前进，夜宿山中中镇寺。第二天迫不及待赶至兴唐寺，可惜兴唐寺已经面目全非，只剩几座清代小殿，雕塑又丑陋不堪。

就在这一次晋中考察途中，梁思成和林徽因还有一次估计错误，但是结果绝然不同。

在去山西之前，梁思成和林徽因知道太原有座晋祠，可是他们对大城市中的“名胜”一直抱怀疑的态度，因为“名胜”太容易遭受人为肆意的修改。幸好在太原去汾阳的汽车上，他们看到了晋祠圣母殿一角的侧影，仿似惊鸿一瞥，让他们之后心中时时挂念，用他们自己的话讲是“爱不忍释”。

等到从汾阳回到太原时，不管身心已经多么疲备，梁思成和林徽因绝对不肯再次错过晋祠。晋祠也没辜负他们美好的期望，是座保存得极其完好的建筑群。其中圣母殿是座典型的宋代建筑，他们在这里首次看到了《营造法式》中“副阶周匝”的做法，简单来说是殿身周围环绕着一圈柱廊。

晋祠圣母殿。翁帆/摄

类似的幸运与不运在梁思成和林徽因接下来的旅程中不停地上演。可以说，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建筑之旅是不可预期的探险，所有的准备与努力要到最近一张牌翻开时才知道结果。

只要时局稍为稳定，或是身体状况勉强许可，梁思成和林徽因总是迫不及待地开始一次又一次的寻访。他们知道，日军的炮声日益逼近，是古建筑面临的最大威胁。他们也知道，即使没有战乱，一柱香、一次雷电、或是人的一念之差，都可能让古建筑在一瞬间化成灰烬。

梁思成和林徽因深知这种紧迫感，他们在与时间赛跑，他们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拾起洒落在祖国大地上的一颗颗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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