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月，我给大家写了一篇明朝历史的荐书文章，其中热度最高的自然是《明朝那些事儿》，当年明月笔下的大明王朝从巅峰走向落寞，故事写到年便戛然而止，今年明末的话题又被炒得很热，所以这篇文章再来和大家聊聊《明朝那些事儿》后面没有写完的那些历史。

序

在进入《明朝那些事儿》后传的历史前，

必须首先介绍一位中国的历史学宗师——顾诚教授，

他是中国当代公认的明清史大家，

治学精神在学界有口皆碑，被誉为“学术苦行僧”，

为了重构明末以及南明史的叙事，

顾诚先生耗费十余年查阅种文献、部地方志，

足迹遍及全国档案馆，

代表作《南明史》书中万字的史料“无一字无出处”！

另一本书《明末农民战争史》是《南明史》的姊妹篇，

顾诚教授直接突破了传统依赖官方正史的局限，

大量引用奏疏、方志，比如通过对比地方志，

厘清李自成余部联明抗清正义之举的细节，

年是明末和南明史承上启下的一年，

阅读应当按时间顺序先看明末再读南明史。

不过，由于明末/南明的历史太过于冷门，

可能仍然还有很多史观不够明确的作品，

而顾诚的书学术性更强，对明末/南明时期的问题分析更透彻，

所以今天就结合顾诚先生的这两本书来聊聊明末的历史。

明末

看当年明月《明朝那些事儿》的结局，

多数读者的心情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而看顾诚的南明史和明末农民战争史，

则可以“治好”读者们的低血压。

首先，大家看明末历史时，最大的疑惑估计是：

如此强大的大明王朝，为什么到明末时期崩盘了？

于是在明矾群体间，兴起了明朝始亡于崇祯、明朝始亡于天启的说法，

等到《大明王朝》上映后，明朝始亡于道长的说法也流行起来。

因为没啥好图了，所以封面用的大明王朝的剧照

实际上，在明王朝统治时期，

中国的封建社会就已经进入发展的晚期，

具体表现就是统治集团的全面腐朽，

从明英宗时期朝局就出现宦官专Z、奸佞当权的事情，

明中期就诞生了闽浙农民、荆襄流民等规模不小的起义，

等到明世宗朱厚熜继位虽然号称“嘉靖中兴”，

但道长为人极其偏执，又迷信道教，追求长生，

也是把国事弄得一塌糊涂。

到了万历时期社会危机已经相当严重，

太岳张居正看到危机采取一系列的改G措施，

但张居正病死，朱翊钧亲政立即改絃易辙，

明朝也朝着翻车一路狂奔，万历一朝相关的还有本畅销书《万历十五年》。

万历十五年

《万历十五年》作者是黄仁宇，

选定年对比介绍了几位关键人物的命运，

比如万历、张居正与申时行、海瑞与戚继光、李贽，

万历在位四十八年，有二十多年不临朝听政，

臣下奏章常被“留中”搁置，导致国家中枢几近瘫痪，

而黄仁宇写《万历十五年》这本书的灵感，

则源于他博士论文的研究领域明代财政制度。

黄仁宇认为明朝的财Z出现了系统性的崩溃，

比如万历为了满足自己穷奢极侈的生活耗费和积攒金银财货，

竟然“生财有道”，以开矿征税为名，派出大批太监充任矿监税使，往全国各地搜括民财，

这些矿监税使所到之处：

“不论地有与无，有包矿包税之苦；不论民愿与否，有派矿派税之苦。指其屋面挟之曰：“彼有矿！”则家立破矣。

指其货面吓之曰：“彼漏税！”则橐立倾矣。以无可稽查之数，用无所顾畏之人，行无天理无王法之事。

大略以十分为率，入于内帑者一，尅于中使者二，瓜分于参随者三，指骗于土棍者四。而地方之供应，岁时之餽遗，驿递之骚扰，与夫不才官吏指以为市者，皆不与焉。”

万历朝边疆也同时出现问题，

朝廷先后对宁夏、播州用兵，费了很大气力方告平定，

建州女真在努尔哈赤领导下迅速兴起，萨尔浒一战以惨败告终，

朱翊钧死后，长子朱常洛即位仅一个月也病死了。

之后的天启年间，宦官权力达到顶峰，

魏忠贤勾结熹宗乳母客氏，形成“九千岁”的畸形权力结构，

其党羽周应秋任吏部尚书时公然卖官鬻爵，

得“周日万”之绰号，每日受贿银达万两，

官L体系陷入恶性党争漩涡，

以江南士绅为代表的东林党与阉党势力殊死搏斗。

崇祯帝虽铲除魏忠贤集团，却未能建立有效治理，

反陷入“白变黄，黄变白”的贿赂困局——

官员行贿从银两升级为黄金珍珠，

崇祯六年文华殿召对时，皇帝自承：

“吏、兵二部，用人根本，近来弊窦最多。未用一官，先行贿赂...这债出在何人身上，定是剥民了。”

明末这种体Z性腐B，也催生了“督抚连车载，京堂上斗量。好官昏夜考，美缺袖中商”的民谣，明朝的统治根基已然崩塌。

土地兼并

而明末农民起义的根源，还是出在土地兼并的问题上，

这也是封建王朝的顽疾所在，

明中期以后，从皇室到官绅地主兼并土地愈来愈猖狂，

弘治年间全国王府庄田约万顷，到万历初期已飙升至万顷，

其中张居正与辽王朱宪的矛盾应该是最有名的，

辽王在荆州吃喝享乐，庄田规模庞大且长期隐占土地、逃避赋税，

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的核心是清丈土地、均平赋役，

宗室庄田作为最大免税特Q集团，也成为阻碍，

朱宪被废，辽藩除国，庄田被抄没，

不过张居正一死，就彻底没有踩刹车的人了。

万历三十四年四川巡按孔贞一奏报，

“成都府属自灌抵彭十一州县，近为王府有者什七，军屯什二，民间仅什一而已。”

蜀王一系，居然独占成都平原%沃土，

河南更现“中州地半入藩府”局面，周王兼并致“田产子女尽入公室，民怨已极”，

万历最宠爱的福王朱常洵就藩洛阳获赐田二万顷，

而瑞王汉中封地二万顷由四省摊缴租银，

大致而言，除了江浙财赋之区以外，全国的土地有相当大一部分落入了朱氏宗室的手里。

朝廷里的勋戚宦官依靠同皇帝的亲近关系，

通过“乞请”与“投献”巧取豪夺，

一般的缙绅之家（官L地主），也利用他们的权力攫取土地，

它们固然比不上宗室诸王、勋戚、太监的占田数，

但是人多势众，在各地是地主JJ中最有权势者，

而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军打击的重点之一就是官L地主，

反抗农民起义最顽固的也正是官绅地主，

从上到下这群人的丑态，也在神剧《大明王朝》得到体现。

大明王朝的第一场戏

当年，《大明王朝》上映时，

第一场戏就是非常硬核的御前财政会议，

因为很多观众看清宫爱情戏习惯了，

所以当年大明王朝上映时收视率并不高，

而大明王朝这部戏好就好在点出了明末最重要的问题——财政与赋税。

明代财政实行双轨制，户部管理的太仓库等机构负责日常开支，

而矿税、漕粮折银等收入解入内承运库成为皇帝私产，

万历帝为满足奢靡需求，不断提取太仓银供内廷挥霍，

三大征耗资巨大，加上“婚礼、珠宝、袍服”等名义索取达一千余万两，致“太仓、光禄、太仆银括取几尽”，

天启六年推行“藏银解京”，强令地方存银上缴户部，彻底掏空地方财政储备。

而面对辽东战事压力，朝廷开启三饷加派的恶性循环，

比如万历末年的辽饷首加每亩9厘，合万两，

崇祯三年再加3厘，合计每亩1分2厘，

剿饷在崇祯十年按亩加粮6合，折银万两，

练饷在崇祯十二年加派万两，

三饷总额达万两，超过常年岁入一倍以上，

再加上宗室负担转嫁，比如上文提到的瑞王二万顷赡田由四省摊派，

导致民间赋税极重，

像陕西白水县，在嘉靖至万历间加派激增七倍，

民间歌谣写道，“宗室日繁，剜肉医疮。”

东南第一大事

导师老马曾经指出，“利用渠道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了东方农业的基础。”

上面讲到明朝的财政赋税陷入系统性破产，

黄河治理本应“三年一小挑，五年一大挑”，

《大明王朝》中毁堤淹田虽然是虚构的情节，

但万历年间的河工经费“俱入上下私囊”，导致“连年冲决”，

剧中的情节在历史现实也是有大量的相似之处，

天启前甚至出现“无人不利于河决者”的怪象，

总河至闸官借工程贪墨，游闲之徒靠工食糊口，

形成“频年修治，频年冲决”的恶性循环，

这种情况已经不差于毁堤淹田的恶劣程度。

崇祯初讨论江南水患，

大学士直言“水利是东南第一大事，但修理须要钱粮”，

而惜财如命的崇祯一听要钱，立刻沉默不语，

过了好半天才拐弯抹角地说：“要修水利，可扰民否？”

于是，在不愿“扰民”的幌子下把这件“东南第一大事”轻轻地放在了一边。

水利失修严重地削弱了农民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而且一些学者认为万历后期进入了“小冰河期”，

气候异常使农业危机雪上加霜，

再加上朝堂一味征收钱粮迫使农民大批逃亡，又加重了灾荒的破坏性。

明朝后期留下了许多关于饥荒惨状的描写，

直到现在读起来仍然令人怵目惊心，万历年间的记载说：

　“数年以来，灾警荐至。秦晋先被之，民食土矣；河洛继之，民食雁粪矣；齐鲁继之，吴越荆楚又继之，三辅又继之。老弱填委沟壑，壮者展转就食，东西顾而不知所往。”

卫所的崩溃

灾民四处逃荒，明朝基层军户同样也不好过，

明朝实行的是“寓兵于农”的卫所制

（回收一个小伏笔，前两年我在小黑盒用一篇文章详细介绍明朝卫所制度，当时就是看完顾诚《隐匿的疆土》后写的读书笔记），

简而言之就是农民被编为军户世代为兵，按照卫所组织起来进行屯田，

朱元璋曾不无得意地说：吾养兵百万，不费民间一粒粟。

可是后来法久弊生，屯田多被中上层军官占夺，

卢象升奏报：

“塞上民田少而军地多。因循日久，俱为豪右所占。是以屯日益窘，军日益贫。甚至当军者无地，种地者非军。”

军队内部私兵化现象严重，将领将克扣饷银豢养家丁，

导致战斗力锐减，军纪败坏到“贼梳兵篦”程度。

顾诚-隐匿的疆土 : 卫所制度与明帝国

结果就是兵饷完全依赖朝廷的拨款，

叠加上面水利失修、赋税太重的问题，

万历时期天灾与战事并发，

军队由于缺饷而哗变的问题已经显现出来，

崇祯明末时期官军纪律的败坏，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

如史籍中所说，

“今官兵所至，动以打粮为名，劫商贾，搜居积，淫妇女，焚室庐。小民畏兵，甚于畏贼。”

军纪败坏还有个重要表现就是“杀良冒功”，

朝廷为了鼓舞士气，立下了赏格，规定斩首一级赏银三两，后来又增加到五两，

将校也以获级多寡论功行赏，于是官军往往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滥施T杀，

比较难绷的是，就连地主、官绅之家也往往受到他们的侵害，

所以明末社会舆论以至奏章中，

贼梳兵篦之类的说法屡见不鲜，

这正是后来李自成起义军提出“剿兵安民”口号的背景，

接下来也就到了明末的主角登场。

裁驿递

明末战事频繁需要军饷，一是开源，二是节流，

崇祯二年以节流为目标的驿递裁撤，

居然不经意间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明代在全国交通线上设有驿站，

驿站制度古自有之，最近的热播剧和电影《长安的荔枝》也是驿站制以小见大脑补出来的剧本，

在明中期以后，随着吏治的全面败坏，驿递制度也弊窦丛生，

多数官Y在往来时，常常会勒索驿站，

就使驿站有限的人力、物力应接不暇，

疲于奔命，甚至为了赔补经费而卖儿卖女，

要知道能够进入驿站当牛做马就已经很不错了，

供驿站劳役的贫苦百姓就更艰难，

驿卒们还流传下来了一个歌谣《关山谣》：

　肥马血出，瘦马骨折。行行行行，方知马力。

崇祯二年，刑科给事中刘懋上言，建议对驿递严加整顿，重新规定使用驿递的标准。

他在疏中认为经过整顿，革除各种弊病以后，

驿站经费每年可以节省几十万两银子，

崇祯一听说可以捞到银子，眼睛都放光了，

下令改刘懋为兵科左给事中，专门负责驿递的整顿事宜，

说人话就是去驿站裁员了。

根据崇祯四年二月刘懋《驿递裁扣事竣疏》中所列数字，各省裁节银共计六十八万五千七百二十余两。

随着驿站经费的裁减，驿夫枵腹、驿马倒毙的现象愈来愈严重，

大批原来依靠驿递勉强维持生计的壮丁被迫逃亡，

相当一部分人加入了农民起义队伍，

其中最杰出的就是明末农民起义的领袖人物——李自成。

明末社会各阶层分析

我再给大家做个《明末社会各阶层分析》的总结，

最上层的皇室宗亲与勋贵们大搞土地兼并，藩王占田规模惊人，

成都平原%沃土属蜀王府，河南“中州地半入藩府”；

魏忠贤掌控宦官集团，党羽周应秋卖官鬻爵，

税监矿使横行全国搜刮民财；

官L士绅地主依靠权力巧取豪夺，

平民地主们则诡寄田产或投靠官L士绅地主寻求庇护，构成了庞大的地主阶层，佃仆们需要无偿服劳役；

平民阶层土地被兼并，三饷加派、赋税激增，

再加上水利荒废和气候恶化等问题，出现灾荒；

军户卫所的土地被军官侵吞，士兵月粮克扣，

边饷拖欠五年以上，士兵鬻子出妻、沿街乞食，

军队里军纪败坏，出现杀良冒功的乱象，

就连驿卒这类体Z内的边缘群体直接被裁撤，驿夫枵腹、驿马倒毙。

最后，也就是顾炎武所看到的景象：

“有田者什一，佃作者什九。”

当皇室、士绅、宦官们吞噬掉%的社会资源时，

农民“易子而食”与士兵“杀良冒功”的惨象，

也预示着秩序即将被暴力重构。

从社会各阶层分析，我们能够很清楚看到明末的各种问题，

明末农民战争，已经是封建社会矛盾积累到临界点了，

而传统史观中一些对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军纯负面的评价，自然也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由于时间关系，本文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对于每一位明史读者，明末/南明绝对是最不忍心去读的一段历史，

其中最受读者欢迎的也仅有李定国、张煌言等少数几人。

（老黄发家史系列我更了期，目前暂时处于停更状态，这篇文章的草稿我在几年前就已经写好了，但是不知道能不能过审，所以一直搁在草稿箱里没发，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明末/南明这个系列还可以继续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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