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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ijin 2025-08-19 18:53:32 小说推荐 5 ℃
漫话任哲中(作者:杨文颖)

任哲中(),陕西永寿人,从艺于乾县晓钟社,后入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其《周仁回府》,红了近半个世纪,扬长避短,别出心裁,唱腔特色鲜明,粘弦挂味儿,有“任腔”之谓。

任哲中在秦腔剧坛,是一位知名度颇高的活跃人物,尤其在乾县、永寿、兴平、武功一带,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虽已故去,人们仍未忘情于他。我第一次看他的戏,大约是在年初夏,当时他所在的晓钟社,从其“东家”刘文伯的原籍乾县刚移师西安,立足未稳,他却出现于易俗社剧场的

“堂会”上,可见主演位置已经确认,其时他还是“新秀”的年龄,面孔犹生,初次亮相,自然分外引人注目。不过他这次演出,很不理想,观众以抗日战场下来的伤兵为主,外地人居多,他又选的是以念白和做功为主的“凉场子戏”《详状》,看戏的人,大多数对剧情的前因后果不甚了解,道白又听不大懂,当时伤兵们也因负伤后所得照顾不多,而情绪极度焦躁,所以一时间倒好儿蜂起,好端端的一出戏,却不得不草草收场,我倒是很为他抱屈和不平。也正由于这点儿意外风波,反而留下了深刻印象。

年代初,晓钟社已不复存在,任搭班尚友社,本戏演得不多,折戏不过《悔路》《抱盒》《拷寇》等,就连《游西湖》的裴生和《白蛇传》的许仙也非他所属,而由小生名宿李益中担当。由此可知,任在尚友社,尚非“主力阵容”。恰巧此时,剧界头面人物姜炳泰、袁光、王依群等,筹办“陕西省秦腔实验剧团”,意欲商调任哲中,尚友社乐于放行,任亦欣然愿往,各方满意,一切顺理成章。“实验剧团”成立后,还真有点“实验”的味道,先后推出《刘巧儿》《法门寺》《烈火扬州》等几个很像样的剧目,观众口碑甚佳。

不多久,西北大区撤销,原“西北戏曲研究院”交由省管,“实验剧团”随即并入,任哲中理所当然随团入院,再未挪窝儿,直至数十年后生命终结。

我感到,对任而言,这是极关键的一次转折。人生往往就像打麻将,得靠运气,比如你需要的那张牌,碰巧轮着你揭,你就“炸弹”了。所以,老任还是有几分运气的。否则,他如何能较早住上高水准的“单元房”,如何能较充分地发挥作用,如何能有日后节节看涨的显耀声名。

如果把他在“研究院”度过的艺术岁月分为前后两段的话,则“文革”前可作一段,“文革”及其后可作另一段。

前段中,政治运动频繁而峻烈,时风时雨,忽晴忽阴,大环境颇不平静安稳。老任浪迹江湖多年,自非纯而又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这不能不对他构成负面效应,加之剧目选择、人员搭配、风格调节、保证演出及完成经济收入指标等诸多因素,一些较为露脸儿风光的事并没有他,如“三大秦班进北京”、“巡回演出十三省”等等,说他对此无动于衷,毫无芥蒂,恐怕也不现实,但他毕竟没有打别扭,闹情绪,而是“夹着尾巴做人”,也许多少还有点儿“将功补过”的意思,硬是坚持着正常演出,在南大街剧场的《周仁回府》,连演连满,彩声不绝,这无疑使他赢得了观众,扩大了影响,也为尔后打下了坚固基础,正所谓“黠(ha)事里头有好事”也。

后段中,先是“文革”,反映“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旧戏”都“扫进了垃圾堆”,戏曲研究院适应潮流,排了个现代戏《骆驼岭》,任老兄演的那路角色已无印象,但他的唱,却招来了观众,有人则明言:“我听任家的唱就为过《周仁回府》的瘾。”后来,越唱越火,甚至票都难买,被认为是“回潮”,即变相唱“旧戏”。但说归说,观众掏钱买票过其“老瘾”,谁也没治,他又一次在特定背景下赢得了观众,“歪打正着”。

稍后的《祝福》,老任扮演贺老六,依我看,演得倒也称职,和《骆驼岭》的情况有些相似,突出的是唱,观众领略到的,仍是“任味儿”,他似乎是“你有千条计,我有老主意”,不管什么戏,不管啥时候,也不管中西混合乐队配器多时髦,他仍然是在“老腔老调老板路”里打转转,即便是新设计的唱腔,也得向他倾斜靠拢,实践证明,这是他的“撒手锏”,他也确实有相应的观众群。

年代末,传统戏已开禁,老任恢复了他的《悔路·回府》,在北大街人民剧院演出,其时我们是邻居,都住的所谓“简易楼”,老任虽是名演员,倒没啥架子,不故意“扎势”,常常端一大碗“粘(ran)面”蹲在门前吃,我经过时若遇上,他会立即站起来招呼一声:“吃咧没?”显得随和而有礼貌,其夫人傅桂珍女士亦然。一天,老任给我两张戏票,让我看《悔路·回府》,我欣然接受,也理解他的意思,无非是希望我写点什么,我便把观后感以信的形式写出,刊登在当时省剧协出的一个小报——《舞台与观众》()上,信是这样写的:

前些天,你邀我看你的得意之作《悔路·回府》,要求探讨艺术问题,对你重艺好友之心,我当首先称谢。朋友、同道之间,应该竭诚相见,所以看了戏后,我不想说什么捧场的话,只想谈点感想,就正于你。你在艺术上是肯于用心力的,取得了相应的成就,这很难得,观众自有公论。我想,作为一名演员,不应该单纯靠“天”吃饭,而应着力于创造。比如你的嗓子,按天赋条件,并不太好,但你能从实际出发,别出心裁,唱出独特的韵味,并以唱出名。正如我座侧一位观众说的:“他一开口就知道是他。”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艺术贵独创”的“贵”处吧?观众是高明的,很会欣赏,不但听声,又会品味,味与情密不可分。写诗、绘画不是讲究“情景交融”吗?唱戏自然也须“情味一体”,这方面盼你能再加斟酌。邻座那位观众还赞赏说:“这人一辈子就唱了这一回戏。”这话当然不是说你只演过一出戏,而是说唯“这出戏”突出,给人印象深刻,以至“深刻”得把你的其他戏都淡忘了,这是观众对你“这出戏”莫大的表扬。不过,作为演员,应该从“表扬”中找出“鞭策”来。我想,以一出戏成名是可以的,但以一出戏成家则嫌不足。京剧的“梅派”、“麒派”等,都不是只唱了“一出戏”,而是唱了“一套戏”,不光有独特的唱念表演,而且塑造了一系列光彩照人的艺术形象。我们秦腔界的刘毓中和苏育民,我看称为秦腔表演艺术家是当之无愧的,他们也是各有色彩斑斓的“一套戏”和各具神采的人物群像。

咱们有句行话叫“脱俗”,怎样才算脱俗?我看,问题就在于是塑造了活生生的艺术形象呢,还是仅仅在唱戏。京剧界不是有许多“活”吗?“活孔明”“活曹操”等等。咱们秦腔多用“红”字,“七岁红”,“十岁红”等等。“红”固然好,但比起活来恐怕就要逊色了,因为戏剧最终是要创造人物的。以你而论,叫“回府红”当然毫无问题,但应向“活周仁”挺进,进而向“任派”攀登。我以为,有志于艺术之士,侥幸成功的心理断不可有,大有作为的雄心绝不可无,因之,经过艰苦奋斗,称个“任派”有何不可呢?诗人有“语不惊人死不休”之谓,演员难道不可有“艺不惊人死不休”之志吗?你若果有尔后称“任派”之志,看来还要出几身汗,这几身汗是值得出的,也是非出不可的,不知你以为如何?我这番妄说不是“贬”而是“鞭”,不是苛求于你而是寄希望于你。你虽然年过半百,仍可算得年富力强,望你自重、自勉,并希望不久能看到新的佳作。信口开河,不成体统,简谈于此,后会有期。

时光飞逝,转眼已是年,我虽苟活,他却云亡,不禁而兴“人生苦短”之叹!

我当时的用心和角度,白纸黑字,俱在信中,无须多说。但任老兄显然很不满意,他曾对我明言:“人家说你把我评价低咧!”为此,他还去了编辑部,高平主编给他解释“这(指信)没说啥么!”他更对我们共同的相识吴乾健老兄说:“老杨像是对我有意见呢!”这说明,老任对这封信是非常在乎的。其实,他和我井水不犯河水,我又人微言轻,即便真是“别有用心”,也是“老鼠的尾巴砸八棒槌,能肿多壮呢?”不过,我说的是真心话。虽然老任有意见,我却至今不悔。也许我的看法不准确,欠公允,但我就是这个看法,只能实话实说。我也明白自己是个“老犟”,难免常得罪人,但也无可奈何,实在如老陕所形容的:“嘴里噙个屎橛子,给麻花都不换!”

由此,我们有了“心病”,加之迁居,几无来往。十余年后,一次在纪念封至模先生周年诞辰的会上相遇,他热情如初,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过,甚至在大会发言提到我时竟称了一声“先生”,这当然是礼貌用语,而我则“受宠若惊”,他长我几岁,又是名角儿,我不能不被他的友善谦和所触动,我深感:任老兄确是个嫽人!

平心而论,老任的《悔路·回府》及其本戏《周仁回府》,确有独到之处,红了将近半个世纪,着实风光不小,有关这个戏的情况仅就所知,略陈己见。

原本秦腔舞台上,只有《悔路·回府》单折,《悔路》是其中片段,亦可视作过场戏,出自陕西皮影戏《忠义侠》,最早由本世纪初的著名须生李云亭(即麻子红)搬上大戏舞台。他当年常演《霍光回府》。霍光与周仁在剧中面临的矛盾极其相似,都是要以自己的妻室替人充当新妇,李便以演霍光的路数演了周仁,剧名也顺便袭用了“回府”,这当然是老艺人们的临时措施,并不尽恰当,所以,王绍猷先生改写本戏时,就定名为《新忠义侠》,“新”者,新改之谓也。

按老辈路数演整折或单演《悔路》的,易俗社有刘毓中、高希中、耿善民、伍庶民;三意社有和家彦、苏育民;秦钟社有姜望秦;秦风社有韩崇喜;集义社有赵集兴;外来剧团有女须生黄金花;票友中有常在尚友社“打泡”的魏中奇及西京秦剧研究会的施葆璋,老一中的赵炳山,电信局的王国斌等。可见普及程度和深入人心。

年,全本《新忠义侠》由易俗社著名须生耿善民、雒秉华领衔首演,双饰周仁,名小生康顿易、杨令俗双演杜文学,杜妻胡秀英由名旦宋上华扮演,周妻李兰英由名旦高符中、刘建中双演,封承东由丑行大师马平民扮演,阵容硬整,一炮而红,观众以目睹起伏曲折的本戏全貌而快慰,以欣赏获誉“活周仁”的雒氏风采而满足,一时间,声震秦中,艺冠群雄。

雒氏演本戏的表演遵循,仍是“麻子红”遗风,小生装扮,须生应工,唱腔激越奔放,功架强劲夸张,感情深沉凝重,性格隐忍义烈,一派阳刚之气。年雒氏不幸病故后,这种经由李云亭、和家彦、刘毓中、耿善民、苏育民、雒秉华等沿袭而来的传统演法,虽有人接手,终因条件功力所限,难以尽如人意。

这出戏蒲剧也有,据闻是抗日战争中旅陕的蒲剧须生泰斗阎逢春带回山西的,易名《周仁献嫂》。之后,京剧作家翁偶虹先生又据蒲剧改编为京剧。初名《鸳鸯泪》,由中华戏校高材生储金鹏首演,效果甚佳,储氏年代后期曾加盟陕西省京剧团,主演兼导演,乃陕京当时的小生头牌。储之后演周仁者,乃闻名遐迩的叶派创始人叶盛兰先生,剧名复称《周仁献嫂》,成为叶派代表剧目之一。“文革”中,叶氏不幸早逝,后即由叶派传人叶少兰接替。秦腔的《悔路》,京剧叫《捧冠哭路》,即周仁捧着严年逼婚而强给的新娘衣冠于路上悲痛哭号也。京剧的演出风格,以严谨细腻见长,似不及秦腔浓重强烈,这自是剧种特色使然。川剧的本戏叫《忠义烈》,可能也与秦腔《忠义侠》有某种渊源,这一小折则叫《耍路》,也是一字之差,乃川剧小生名家兰光临的代表作。如此命名,显然着眼于表演特点,因为川剧演法,确是各种技巧“耍”了一路,忽而耍帽翅,忽而耍梢子,甚至耍官衣。诸如[前踢][后勾〕〔正撕]〔斜扯)〔提襟][拈襟]种种,腿功也有[单足独磨](双磨圆场][提腿三踩][金鸡独立]等等,梢子更有一绝叫(一根葱],即梢子甩起须直立如葱,以表示周仁内心极度愤慨,毛发倒竖,这说明所耍技巧并非脱离剧情,实则强化着人物感情的表达,剧种特色相当鲜明。

秦腔老派演法也自有特点,首先,节奏紧密情势急速,给人以泰山压顶、迫在眉睫之感,[扑场子]踉跄而出,接着[魔锤子],连着[喝场子],一副心急如焚,丧魂失魄之相,实在是无端横祸突然袭来,无名孽火胸中燃烧,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真不知如何是好,周仁深深陷于逼婚献嫂的矛盾旋涡之中而不能自拔,于是一路行来,懊恼痛悔莫名,因称《悔路》。另有一种欲扬先抑的演法,是幕后先长叹高呼一声:这!……起[倒八锤],于[慢磨]中出场,表示周仁突遇意外,茫然无对,怅然若失,苦思冥想,已是愣愣怔怔,但忽地看到身穿的官服,不由得不立即警觉,面对现实。这两种出场,殊途同归,都从揭示人物内心世界出发,并渲染出事态的严重性、紧迫感,堪称“开宗明义”。

其次,唱念表演亦有讲究,动作幅度较大,举手投足,重拙夸张,反衬出内心活动的矛盾剧烈,所谓须生应工,优势即在这里。念唱以气势胜,不事雕琢,大刀阔斧,体现出心潮起伏,负屈声高,念白中[梢子音]的应用十分频繁,富有韵味,亦有利于突出人物激愤波动的心态。唱腔着重以情带声,不以花哨取悦观众,而以深沉真挚感人。本来是“苦戏”,唱[软音]为主,但偶尔却以[硬音]点染,李云亭老前辈我没赶上看,刘毓老的《悔路》就如是,像“他将我推虎口”句,就突以[硬音]出之,对表现周仁的满腔义愤十分有力。

老辈演法更注重的,还是人物气质的把握,他们所演的周仁,不是懦儒怯怯的窝囊废,不是忧忧戚戚的可怜虫,而是凛然大义的奇男子,舍己为人的大丈夫,因而,虽身处困境,孤立无援,也并不哼哼唧唧、抽抽噎噎,即如“天哪,天哪”的呼叫,也表现出“天问”的气势,而不是怨天尤人或求天怜悯。所谓“演戏演人”是也。不久前有人撰文,谓秦腔有“七代‘活周仁’”、并称“周仁改扮小生始于黄金花”。对此,鄙人实在不敢苟同,且不说所列举的七名扮演者并非七代,即是七代,也不可能代代皆“活”,因为一个剧种某个戏剧人物的“活”,大抵由一位最出色的演者为代表,如果扮演者皆“活”,那也就无须称“活”了。至于“改扮小生”,纯属子虚乌有,因为这出戏从“麻子红”首演起,历来都是小生装扮,须生应工,约定俗成,已成秦腔传统,小生演员若演,亦当如是,何“改”之有?此等常识性问题,幸勿想当然为盼。

老任这出戏,最初也是学于刘毓中,因为晓钟社来西安后,刘老及其老搭档李可易即为该社客座教练,对此,刘老及老任都曾明言。然而,老任后来的演法,却又不同于初学,按刘老的说法:“偓把咱的改咧!”在老任而言,应属另辟蹊径。我觉得,这倒是老任的聪明处。所谓扬已之长,避己之短。因为传统演法,对[功架]的要求较高。老任这方面并不特长。传统演法的唱念风格和感情色彩偏重于粗狂急速,而老任则以细密柔韧见长,最根本的区别在于,传统演法是以须生应功,老任显然是纯粹的小生风范。由此,这出戏自老任起,就形成了另一种演法。按老任的话说:“我把这戏给小生夺回来咧!”其实,从本质上讲,并不是“夺”的问题,而是对剧情人物及表演风格的另一种理解和追求。首先,[行当]的不同应用,就必然引起韵调的差别变异,这是显而易见的客观存在。因而,可以这样认定,须生应工和小生应工,分别以雒秉华和任哲中为代表,在世纪,一前一后,各领风骚,形成了两种既有联系又风格各异的演出路子,通行于世。

很明显,老任在这出戏上是倾注了相当心力的,最突出的当然是唱,绝对有别于其他人,有人说,他唱的是秦腔的西路腔,我看未必全是,他就是他,唱的“任腔”,出的“任味儿”,他正是依靠这一点,使这出戏站住了脚,拿住了人。显出唱对于戏的极端重要性。也显出他的唱功对于这出戏成败利钝的举足轻重。我看过他“文革”前的演出,也听过他“文革”前的录音,那是他精力最旺盛时期,沙音不重,也不很挣,特别“黏弦”,唱得绵密酣畅,可谓繁音促节,呜呜动听,别有韵味。

在表演上,他也颇费心机,现在习以为常的“耍帽翅儿”,就是他首先用于《悔路》的。早先秦腔中,偶尔也耍纱帽翅儿,如李云亭、和家彦、伍遮民等,但只是顺势随意闪摇,并不专耍。蒲剧著名须生阎逢春在西安时,从和家彦的表演得到启发,几经揣摩演练,发展为“单闪”、“双闪”、“鸳鸯闪”等成套[帽翅儿功】。

年三意社赴晋演出,阎特地看望秦腔艺友,并亲切地对和家彦之子和盛旭说:“和老师对我教益大呀!”而任哲中,正是及时向阎取法,阎还以一副特制帽翅儿相赠,“耍帽翅儿”便作为特技引进了秦腔。这自然是老任一功。这说明老任表演的技巧意识还是相当自觉,戏谚云“一招鲜,吃遍天”,他这出戏的红火,与此密切相关。

任老兄这出戏给人的总体感觉,与雒氏自然也有所不同。雒较为“奔放”,给人以“急风暴雨”之势,如书体中之【狂草];任较为“秀逸”,给人以“凄风苦雨”之感,似书法中之[行草]。至于高下长短,这就如“红肉煮馍”与“水盆大肉”,似乎不便简单地裁定优劣,就看各人的口感了。如这出戏,京剧和蒲剧的处理就不同。另如京剧的《野猪林》,林冲就不戴胡子,但却是文武老生应工,过去的李少春,后来的李光,如今的于魁智皆如是。如果当年叶盛兰或今日叶少兰也以文武小生演《野猪林》,谁又能说不行或不好呢?这应该是艺术活动中的正常现象,《周仁回府》(我姑且随大流儿这样称呼)的情况亦应作如是观。

不过就个人喜好而言,我更喜欢须生应工的路子,现在的问题是,由于正工须生奇缺,这种演法已极少见,当年女须生黄金花的风采就颇近于雒秉华。我想,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有不同演法,观众即能比较、鉴别、选择,这对本剧种表演艺术的丰富发展和演员创造性的发挥展示,意义自不待言。

(插图:秦腔大观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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