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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横亘在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始终是两国关系挥之不去的阴云。我们的认知中，战争虽然胜利，但战犯却逍遥法外，安度晚年；罪行虽然被审判，但罪责却无人承认，以至于几近遗忘。

今天郑重向大家介绍一位日本非虚构作家保阪正康先生。他在他的著作《昭和陆军研究》通过采访元战争罪犯，真实还原了日军曾经的暴行。

(第3回/全4回 节选自保阪正康《昭和陆军的研究·上》 朝日文库)

■ 死刑变监禁：沈阳审判的8名日军战犯

年（昭和年）6月日上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沈阳）对8名原日本军人作出判决。8人刑期总和高达年（年基础刑期叠加年重刑），但刑期起算点定为日本战败投降之日（年8月日），体现了法外的宽大温情。

8名被告身着洗得发白的旧日本军服，剃着光头，垂首坐在被告席上。他们本以为难逃死刑，当听到判处监禁刑时，无不身体颤抖，茫然无措。审判长袁光（军法少将）发言时，他们再次深深低下头。

宣判前，原第五十九师团长藤田茂中将曾向审判长请求：“审判长阁下，请砍下藤田的头颅！”（意即请求判处绞刑），声音哽咽。其余7人也同样低声啜泣。

宣判后，藤田再次要求发言：“审判长阁下！感谢中国法庭调查事实如此准确、公正。对于给予我们如此宽大的处置，深表感谢！”其余7人也表示无异议，再次垂首。

■ “上级指示”：宽大判决背后的争议

法庭内气氛沉重。旁听席上的中国民众高呼：“判死刑！”“杀中国人的怎么能只判监禁！”“还我父亲！”“还我儿子！”有人甚至翻越栏杆冲向审判席，试图攻击战犯，被警卫士兵强行拽回旁听席。审判长随即安抚旁听群众：

“请安静！大家的心情我非常理解。但是，本次判决是依据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决议及更高层级上级的指示作出的。本应严惩不贷，处以死刑。然而，上级着眼于中日两国永远友好，指示我们必须以宽容之心处理。”

听到“上级指示”这几个字，旁听席安静下来。但仍有一名中国人喊道：“可我们绝不能忘记日本人的暴行！”旁听席上随即响起一片压抑的哭声。

■ 千余战犯，仅人被起诉

战犯们回到监房后得知，“上级指示”正是来自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正是这两位领导人的意见使他们免于极刑。

彼时，中国在沈阳、太原等地设立的军事法庭开始审判日本战犯。余名战犯被收容在抚顺和太原战犯管理所。然而，其中绝大多数被免予起诉，实际被起诉者仅人。这人包括原日军师团长、联队长级别高官、伪满洲国高级干部，以及少数犯下极端残暴罪行的士兵和下士官。

在沈阳特别军事法庭受审的这8人，主要是师团长等高级军官。起诉理由指出：“他们积极参加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公然践踏国际法规与人道主义原则，犯下了起诉书所列各项重大罪行。”

被起诉者包括：

• 中将：铃木启久、藤田茂、佐佐真之助（3人）
• 少将：上坂胜、长岛勤（2人）
• 大佐：船木健次郎（1人）
• 少佐：榊原秀夫（1人）
• 中尉：鹈野晋太郎（1人）

■ 判决书揭露的日军暴行：触目惊心

笔者（保阪正康）手头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对铃木启久等人（注：原文为人，但沈阳主要审判8人核心）的“起诉书”及沈阳特别军事法庭判决书原文（中、日文）。8人中的鹈野晋太郎（同意全文公开）将其交给了我。

翻阅这些文件，其记载的暴行令人难以置信。鹈野坦言，这仅是旧日本军暴行的“冰山一角”，内容已令人不忍卒读。

虽然师团长、联队长未必直接动手，但判决书详细记录了他们在其命令或指挥下，士兵反复实施的种种暴行。这些暴行得到了目击者、直接受害者的证词，以及战犯本人承认事实并供述自身责任的印证。

摘录部分起诉书认定的暴行（原文节选）：

• 鲁家峪惨案（年4月，铃木启久部队）： 在河北遵化县鲁家峪乡，使用斩〇、烧〇、放毒等手段虐〇和平居民刘俭、李有余等余人，烧毁民宅余户。

• 刘清池被殴打后烧死；钱连发的两个儿媳中毒身亡；钱连发岁的女儿中毒逃出后遭轮〇致死；于长合之妻李氏因反抗强〇被剖腹（胎儿外露）；刘清隆之妻何氏遭轮〇后烧死。

• 潘家戴庄惨案（年月，铃木启久部队）： 在河北滦县潘家戴庄，使用棍棒殴打、刺〇、活埋、烧〇等手段，集体虐〇和平居民戴国礼、马文焕等余人，烧毁民宅千余户。
• 周树恩之妻高氏等名孕妇被杀害，多名孕妇被剖腹取胎；戴前昌之孙、周树珍之女等名婴儿被从母亲怀中夺走摔死；5名老人被按倒在地杀害。

• “活人刺靶”训练制度（年，藤田茂部队）： 藤田茂在任联队长、旅团长、师团长期间，反复训示部下军官实施以活人为“靶子” 的“胆量教育”（刺杀训练）。其部队据此在山东蒙阴、沂水等地杀害俘虏及和平居民赵遵起等余人。藤田曾命令：“俘虏应在战场杀死，计入战果。”

• 湖北襄樊南漳暴行（年3月，佐佐真之助部队）： 在湖北南漳县武安堰附近，绞〇妇女、儿童、老人名。在襄阳王家营村，将名和平居民用铁丝穿透手掌串绑后全部刺〇；在樊城福音堂，将余名避难平民用刺刀刺〇。在襄阳市，将胡兆祥、董长义等5人及周光早、胡天福、余老五等余人（注：原文“余名”疑为笔误，据上下文及数字合理性调整）推入河中溺死，并纵容部下强〇妇女，甚至有因轮〇致死者。

这些仅是起诉书所载暴行的一部分。所谓“皇军士兵”在侵华战争中，犯下了远超战斗行为的滔天罪行。起诉书显示，他们以近乎取乐的方式，系统地屠〇妇女、儿童、老人等非战斗人员。这深刻揭示了昭和陆军的腐化与堕落。

■ 年后：一名战犯的忏悔（鹈野晋太郎访谈）

年（平成3年）6月上旬，东京银座。梅雨暂歇，暑气逼人。笔者在服部钟表店前见到了鹈野晋太郎。

战败后，他被苏军羁押5年，本以为能回国，却与其他人一同被送上开往中国的列车——他将在中国作为战犯受审。想到自己在中国战场犯下的暴行，鹈野深感罪责难逃。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拘禁生活导致他视神经受损，需凑近至厘米方能识人。

鹈野如约而来，胸前口袋露出红手帕一角。

此前已通过几次电话，此后还会面多次。时年岁的鹈野，言谈仍带着青年军官的干脆。他曾在商社工作，退休后与两个孩子安度晚年。然而，一旦触及战时经历，他的语气立刻变得异常激动：

“我决定向你讲述日军的暴行，源于我们这代人对战争中所作所为的负罪感。所谓‘暴行’、‘残虐’，是如今才能正视的词汇。当时我们坚信，那些行为正是‘为了国家’。我希望你们了解这种错误，并铭记于心，绝不让历史重演。”

鹈野高大的身躯颤抖着，反复强调。

■ 暴行之源：旧日本军的制度性溃烂

问：“您认为日军为何在中国犯下如此多暴行？基于您的亲历…”

鹈野的回答清晰直白：

“根源一在制度：陆军由士官学校出身者把持，形成森严的等级金字塔。想晋升，必须做‘出格’事引人注目。
根源二在教育缺失：士官生缺乏政治教育，不懂政治与军事的关系。
根源三在扭曲的‘立威’文化：新任军官为向士兵证明自己‘不懦弱’，常以试斩中国人、施加酷刑来展示‘军人气概’。”

“七七事变”后，日本向中国投入万大军，其中不乏已婚者。鹈野指出，已婚士兵比单身者更易犯性暴力。随着战争长期化及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战场精锐南调，兵员素质剧降，暴行日益普遍化、常态化。

老兵中甚至出现了自称“杀人专家”、“盗窃专家”、“纵火专家”者，军纪荡然无存。鹈野揭露的暴行细节，在和平时期堪称疯狂。

• 案例：索要“骷髅”的军医： 一名军医调任前，找到时任第三十九师团二三二联队俘虏收容所所长（兼情报军官）的鹈鹈野，以“喝一杯”为由暗示想要一个“骷髅头”。次日，一名被指“抗日”的俘虏被斩首。头颅经曝晒、由其他俘虏剥肉、打磨后制成“骷髅”，作为“礼物”送给该军医。鹈野称，这种骷髅因含磷，久置会发出异样光泽。

■ 向儿子坦白一切的缘由

平成初年，鹈野与当年那位军医年后重逢。问及骷髅下落，已成开业医生的对方平静答道：“装饰在诊室里呢。” 鹈野震惊于其年来的麻木不仁。

“旧日本军末期已成疯狂集团。若问根源，国民未能集体反思其腐败堕落，其罪大焉。我向已成大学生的儿子坦白了一切罪行。儿子们苦恼‘摊上这么个混蛋爹’。但正因如此，我坚信他们会反对一切战争，不愿后代再受此苦。”

正如那位开业医生诊室里的中国俘虏颅骨所象征的那样，直至平成十一年（年）的今天，日本对战争的历史清算依然模糊不清。

※注：人物年龄、职务等均为作者取材时信息。

作者：保阪正康（ほさかまさやす）
纪实文学作家
年生于北海道。同志社大学文学部毕业。曾任编辑，后成为纪实作家。长期从事近现代史实证研究，已累计采访约人。著有《死之团事件：军国主义下的邪教团体》（角川文库）、《令和时代的昭和史入门》（文春新书）、《昭和怪物：七大谜题》（讲谈社现代新书）、《对立轴的昭和史：社会党为何消亡》（河出新书）等多部作品。

（文中敏感词做了简单处理）

（下一期看日本网民对该文章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