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秋（校园女王落落短篇小说合集，包括《背日》《雪原》《告白》《宝庆里》等） (Chinese Edition)

本想写一篇“红楼梦是不是悼念明朝”的文章，仅举事实，不加评论；由读者自行判定。动笔之后才发现，《红楼梦》的成书时间，是“悼明与否”的关键因素之一。若两者都在一文内写出，则需几千字甚或万字。所以，还是分成两篇来写吧。

夹写一句笑话。以前曾有人评论我的文章时说：“推论的成份太多”；我的回答是：“地球半径六千四百公里。难道是有人拿着尺子量出来的？”因为真理，就是正确的推论结果。

下面，就说说《红楼梦》的成书时间。

一、我们都知道，《红楼梦》中，有贾宝玉写“姽婳词”的一段描写。其中提到一位关键人物就是林四娘。而林四娘的故事，最早出现在林云铭的《林四娘记》中（林云铭生于明朝崇祯元年，即年；逝于清康熙三十六年，即年）。

该文的大概意思是：陈宝钥任青州道佥事时，有一个叫林四娘的女鬼，有天晚上来到陈宝钥的衙府。陈便召集众人，用刀枪火炮等反击女鬼，无效后，又请巫师前来降鬼，结果还是败北。自此，陈府不得安宁。后来，陈的朋友刘望龄来陈府，劝陈与女鬼和平相处。而此计正合女鬼之意。此后，陈宝钥与女鬼林四娘关系融洽，最后还成了致密的好友。女鬼林四娘才华横溢，未卜先知，常常帮助陈处理公务，无不得当，但两人从无淫乱之事。林四娘自称福建莆田人，父亲是明朝崇祯年间的官员，被冤入狱。林四娘也被冤上吊而死。

林云铭在文章最后写到：“康熙六年，陈补任江南驿传道，为余述其事，属记之”。意思是，陈宝钥于康熙六年，到江南驿任职时，亲口把这件事告诉了林云铭，并嘱咐林云铭把这件事记录下来。查史料可知，陈宝钥于康熙二年至康熙六年任青州道佥事。由此推知，《红楼梦》一书的成书时间，最早不会早于康熙六年。

二、自林云铭《林四娘记》之后，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王士禛的《池北偶谈》，陈维崧的《妇人集》等，都出现了关于“林四娘故事”的记述。但以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影响最大。

与林云铭《林四娘记》不同的是，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所写的女鬼林四娘，成了陈宝钥的“情妇”。两人“狎亵既竟，流丹浃席。”两人初次相见，就共享床上之欢了，并且还“流丹浃席”。蒲松龄笔下的林四娘，生前是“衡府宫人，遭难而死”。《聊斋志异》成书于康熙十九年。

三、《红楼梦》中所写的林四娘，应该是依据《聊斋志异》所撰。因为，林云铭写的林四娘是恶鬼，最后因陈宝钥的离任而远去。蒲松龄写的林四娘是恒王宫女，在流冠做乱时，因救恒王而死。《红梦中》中的林四娘是恒王姬，其死亡情影与《聊斋》略同。只是又演绎出一个“姽婳将军”来。由此推知，《红楼梦》的成书时间，不会早于《聊斋志异》的成书时间，即康熙十九年（年）。

四、《红楼梦》中提到过戏曲《长生殿》中的《乞巧》一折戏。

元妃点戏：第一出《豪宴》，此句后有脂批“《一捧雪》中，伏贾家之败”。第二出《乞巧》，后有脂批：“《长生殿》中，伏元妃之死”。第三出《仙缘》，后有脂批：“《邯郸梦》中，伏甄宝玉送玉”。第四出《离魂》，后有脂批：“《牡丹亭》中，伏黛玉死。所点之戏剧伏四事，乃通部书之大过节、大关键。”这里先强调一点，脂砚斋一定是看过这出戏，才能在批语中写出其所伏之事。若没看过此戏，她怎知道其戏的内容，并写出所伏之事呢？

那么，脂批所说的《乞巧》一折戏，究竟出自哪个剧本，其成书时间又是哪年呢？如果这个问题弄清楚了，则就可初步确定《红楼梦》的最早成书时间了。但有一点需要说明，脂砚斋写批语，是给别人看的；她的批语内容，应该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如果所写内容，只她自己知道而别人不知，则批语就无意义了。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乞巧》究竟出于哪个剧本。

（1）有人说，脂批写的《乞巧》，是出自康熙朝洪升所撰剧本《长生殿》中的一折戏。康熙二十七年(年)，洪升将旧作《舞霓裳》戏曲改写成剧本《长生殿》。康熙二十八年八月，招伶人演《长生殿》，一时名流多醵（jù）金往观。时值孝懿皇后前月病逝，犹未除服，洪昇因此获罪，被国子监除名，并“下刑部狱”，后被放出。脂批所说的《乞巧》。若出自洪升的《长生殿》，则《红楼梦》作者的写书时间，不会早于康熙二十八年（年），因写书大约十年，故推知，《红楼梦》成书时间，不会早于康熙三十八年（年）。

这里需要说明一点，作者是先看过《乞巧》一剧之后，才开始构思写书的。因为作者在《乞巧》戏中埋下了“伏笔”。若他没看过此剧，如何会用此剧的内容，作为“伏笔”写书呢！就是说，书中的“伏笔”，应该是作者写书之前，在“构思”时，就已经有了的。

（2）说《乞巧》源于洪升的《长生殿》，也有瑕疵。因为该书中“唐玄宗与杨贵妃七月七日，在长生殿中乞巧，两人山盟海誓”的那折戏，其名不叫《乞巧》，而叫《密誓》。因此，便有人说，《红楼梦》脂批所说的《乞巧》，是源于元朝剧本《梧桐雨》（原名《唐明皇秋夜梧桐雨》）中的一折戏，其第一折戏名即为《乞巧》。这一说法，《乞巧》一折戏的名字对上了，但脂批所说的《长生殿》剧本的名字，却是不合的。

《梧桐雨》的作者，是元朝人白朴，他生于年（即南宋宝庆二年，也是蒙古太祖二十一年）。死于年（即元朝铁穆耳大德十年），祖籍山西。如果脂批中的《乞巧》源自此剧本，则《红楼梦》成书的最早时间，就不能依此定论了。

（3）也有人说，《乞巧》这折戏，是出自明朝剧本《四喜记》中的一折戏。其作者是明朝谢谠，生于年（明武宗正德七年），死于年（明世宗嘉靖四十五年)。演出时间，不会晚于年。若脂批中的《乞巧》源自此剧本，则《红楼梦》成书的最早时间，也是不能依此定论的。

需要说明的是，《四喜记》中并没有《乞巧》一折戏名，它也不是唐玄宗和杨妃的故事。该折戏名为《巧夕宫筵》，说的是宋朝年间，郑娘娘进宫后受冷落，她为排解寂寞，便在七夕夜举办乞巧活动，希望能够得到君王的宠爱。此一说法，与脂批所说的剧名《长生殿》不合，与《乞巧》一折戏名，可以说算是相合的，但也不算完全吻合。

（4）还有人说，“脂评本”中的“脂砚斋批语”，本身就是假的，是后人“造假”之文字。本人不同意这个说法。其论证过程，可见拙文《有人竟说脂批是假的》（百度网可查阅），这里不赘。

那么，《红楼梦》脂批中所说的《乞巧》，究竟源于哪个剧本呢？这里先不做结论，我们仅以《西游记》小说为例（因为这部小说的“政治色彩”不敏感），举几个例子：

其一，“中华民国”时期，就有人将《西游记》翻拍成了影视作品。比如，有一个叫杜宇的人，他就投资了《西游记》剧本，并进行过排演。“中华民国”距“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也就二三十年。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艺人们，从未有过一人，使用“中华民国”时期的剧本进行排戏。为什么呢？

因为，除却政治因素之外（其实，政治因素也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人们的语言交流，也已经随着时间的改变，逐渐发生了演变。民国时期人们的语言交流，还有相当一部分“文言”成分，即“半白话半文言”的形式。尽管“文言”成份不是很多，但总还是有的。而今天的人们已经不再习惯那种语言交流方式了。所以，“中华民国”时期的剧本，其语言形式，已经不适合新中国了。

再举一例，现在人们的语言中，有很多“网洛语言”，如“退群”“躺平”“白票”等等吧。可在三十年前，谁会知道这些词语的含义呢？

其二，即便同是在清王朝（不存在政治因素），康熙年间就已经有汪象旭笺评的《西游记》剧本，可到乾隆年间，又出现了由内阁学士张照编纂的《西游记》剧本。那么，他们为什么不沿用康熙朝的剧本，而是另外编写呢？笔者认为，康熙朝的“满语成份”应该很重（需要说明的是，封建社会中的戏剧，主要是演给上层人物看的，下层百姓是没钱看戏的），六七十多年过去了，到乾隆朝，语言表达方式也应该发生了某些变化（满语的汉化是逐渐的，而不是立刻发生的）。再者，随着人们生活习惯的变化，以前剧本的“兴趣点”，也许不再适应后者了。

其三，远的不说，即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西游记》的剧本还少吗？年版的剧本《西游记》，是由杨洁执导，六小龄童主演。到年，又出现了新版《西游记》，是由张建亚执导，张进战主演的。虽然两者都是《西游记》，可后者与前者并不相同。那么，后者为什么不沿用前者的剧本呢？笔者认为，以前的，必竟是以前的。人们娱乐的“兴趣点”，不会总是停留在一个点位上。

其四，再举个例子，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电影《苦菜花》一经上演，全国轰动，万人空巷。可现在，若再次让它走进影院，应该不会有几个人去买票观看了。因为，现在的年青人，已经不再喜欢“艰苦岁月”的影视作品啦！这说明，戏剧作品，也是有时代性的。

还有，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八大样板戏”，有源于《林海雪原》的《智取威虎山》，有源于《琼崖纵队》的《红色娘子军》等等。到现在也就仅仅过去了四五十年，怎么就不再演出了呢？即便没有政治因素的考虑，如果现在演出，又有多少人去买票观看呢？

以上这些例子，也才仅仅相隔几十年。试想，爷爷的爷爷看过的剧本，当下的人还愿意看吗？然而，爷爷的爷爷，最多也才五代人，不过七八十年（清朝人平均寿命三十三岁，十五六岁就结婚生子了）。那么，相隔一两百年，甚或三百年以上的剧本，情况又该是怎样呢？想必无需笔者再说了吧！

元朝人白朴撰写的《梧桐雨》，到康熙年间，已经过去了三百多年，清朝人会依据此剧本而排戏？这说得通吗？再说，元朝人的语言环境（中间隔了一个年的明朝），到了清朝的康熙年间，两者能一样吗？不仅仅是当政者的民族不同，语言不同；即便是人们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也会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的。

下面，再说说明朝人谢谠撰写的《四喜记》，它距康熙朝也已经过去了年（依林四娘推得的康熙十九年，即年；到《四喜记》作者谢谠死于年）。一百多年前的明朝剧本，到康熙年间的清朝人，会拿来排戏，恐怕也是说不通吧。况且，《四喜记》中即没有脂批所说的《长生殿》剧本的名字，也没有《乞巧》这折戏名；两者皆不对齿，如何会是一出戏呢？

依据上述所举之例，《红楼梦》中所说的《乞巧》一折戏，应该源于洪升的《长生殿》。依此而推，《红楼梦》的写书时间，不会早于康熙二十八年，而成书时间，不会早于康熙三十八年（年）。

若如此说，那《长生殿》中，没有《乞巧》一折戏名，又当如何理解呢？

笔者以为，脂砚斋写此批语时，她应该是记住了该戏的“内容——唐玄宗和杨贵妃，于七月初七乞巧夜，乞求上苍，海誓山盟之事”，但这折戏的戏名，却没有记住，便随手写出了“乞巧”二字。就如我们今天看电视剧，或者是看小说，也未必能够记住每一集或每一回的名称，而只是记住了某一段的内容。《长生殿》全部演完需要三天三夜，看者记不住每一折戏的名字，这也是说得通的。只要我们能“换位思考”，就能够理解了，而不是去钻牛角尖。

也有人说，书的作者根本没有“伏笔”之意，而是脂砚斋瞎猜。那么，去看看其它脂批所说的“伏笔”一事。若别处都是真的，为什么单单此处就是假的呢？

五、《红楼梦》书中，还提到过一场戏，名为《续琵琶》。原文是这样写的，贾母说：“我像她这么大的时节，他爷爷有一班小戏，偏有一个弹琴的凑了来，即如《西厢记》的《听琴》，《玉簪记》的《琴挑》，《续琵琶》的《胡茄十八拍》，竟成了真的了。比这个更如何？”

（1）有人说，贾母说的是《续琵琶》，应该是指明代的戏曲作品《续琵琶》，而不是曹寅创作的《后琵琶》。两者的名字不同，并不是一部作品。持此说者还说，《续琵琶》的作者尚不清楚。但现今仍有清初的抄本，在国家图书馆保存着（此残本没有作者署名）。而曹寅的《后琵琶》剧本，不知所终。也就是说，目前只有一部没有署名的《续琵琶》残本，和一部刘廷玑《在园杂志》中的有关记载。

（2）也有人说，《红楼梦》中所说的《续琵琶》，就是曹寅所撰的《后琵琶》。两者就是一本书。

曹寅所撰之书名为《后琵琶》的说法，源于清朝人刘廷玑（生于年，即清顺治十一年。死于年，即康熙五十四年年。康熙年间任处州知府）撰有《在园杂志》。

其文中说：“商丘宋公记任丘边长白为米脂令时，幕府檄掘闯贼李自成祖父坟，……长白自叙其事曰《虎口余生》，而曹银台子清寅演为填词五十余出，……以长白为始终，仍名曰《虎口余生》，构词排场，清奇佳丽，亦大手笔也。复撰《后琵琶》一种，用证前《琵琶》之不经。故题词云‘琵琶不是这琵琶’，以便观者著眼。”

此文意思是，曹寅曾因长白（长白为人名）的“虎口余生”之说，而填词五十余出，其名仍称《虎口余生》，其构词等很好，也是大手笔。曹寅还撰写过《后琵琶》一书，用以证明之前的《琵琶》一书，是“不合道理，没有根据”的。所以才在书前题词说：‘琵琶不是这琵琶’，用以让观看者注意”。按刘廷玑所写，曹寅所撰之剧确为《后琵琶》，而非《续琵琶》。那么，真实情况又该是如何呢？我们看一下《续琵琶》的开篇就一目了然了。

《续琵琶》剧本开篇文字如下：“续琵琶上卷，第一出，开场：[西江月]千古是非谁定，人情颠倒堪嗟，琵琶不是这琵琶，到底有关风化”。

开篇一句“琵琶不是这琵琶”，就足以说明，刘廷玑所说的“曹寅复撰《后琵琶》”，就是他所看到的《续琵琶》。因为两者是吻合的。只是因为刘廷玑把“曹寅撰写《续琵琶》”，笔误为《后琵琶》了。致此，如果仍有人说，《红楼梦》中的《续琵琶》，不是曹寅撰写的《后琵琶》，那就纯属抬扛了。

《续琵琶》剧本，成书于康熙四十二年(年)。依此推得，《红楼梦》作者写书时间，不会早于康熙四十二年。

再说一下《红楼梦》成书的最晚时间。笔者认为，应该不会晚于乾隆十九年（年，甲戌年）。因为有“甲戌抄阅再评”的记述。而康熙朝的“甲戌年”，是康熙三十三年（年），依上述所论，此时《红楼梦》还没有成书，如何会“抄阅再评”呢？

欢迎“红友”们提出质疑或反驳，但要说出理由，而不是喊口号。不看就评者，就不要开口啦！

再更正一下：目前有据可查的资料证明，《红楼梦》最晚成书时间，应不晚于乾隆十五年（公元年），下图是清朝宫廷画师，泠枚画的“薛宝琴图”。故推得，《红楼梦》成书最晚时间，不会晚于乾隆十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