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煜波:数字经济的本质是数据驱动

本报记者 屈丽丽 北京报道

传统企业的数字化转型需要解决哪些认知问题？

2021年6月2日，在《中国经营报》和中经未来联合主办的2021中国企业竞争力夏季峰会上，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教授、互联网发展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陈煜波从数字经济的内涵、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逻辑以及中国发展数字经济的挑战三个维度进行解读。

在陈煜波看来，“数字经济的本质是数据驱动，从工业经济时代到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正逐渐取代资本和技术成为新的关键生产要素。”

“同时，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逻辑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中国是在没有完成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时，就迎来了信息化，这意味着中国数字经济发展需要同时解决前面‘三化’的痛点。所以，‘四化同步’是中国发展数字经济的时代背景。”陈煜波称，“面向未来，中国的数字化进程正处在从需求端逐渐向供给端渗透的过程中，中国完备的工业体系将提供丰富的数据场景并进而转化成数据红利，数字人才将成为下一阶段我国经济全面数字化转型的核心驱动力。”

不过，陈煜波也提醒说，“当前数字人才在价值链各个环节的分布，在区域和产业间的流动趋势值得关注，比如数字战略管理、深度分析、先进制造、数字营销等职能的人才稀缺，传统行业数字人才呈现净流出状态等问题需要引起重视。”

“一些企业家认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关键就是要找到一位懂数据的CTO或CDO来主导就行。殊不知，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一个战略转型、组织重塑、价值链重构以及技术与商业创新的过程，需要企业一把手的亲自统筹和深度参与。” 陈煜波告诉记者。

数字经济的内涵

在人人皆谈数字经济的时代，数字经济的内涵是什么？与网络经济和信息经济相比，数字经济到底是不是一个新的现象？区别于以往的模式，数字经济到底意味着什么？可以说，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关系到我们对一个时代的理解和努力的方向。

陈煜波认为，“对于数字经济，国家层面已经有了非常精准的定位，即数字经济的核心就是以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而要从本质上理解这一定位，需要一个非常宏观的视野，来回顾人类社会五千多年历史的变化。”

在陈煜波看来，人类历史从经济层面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土地、劳动力作为关键生产要素的农业经济时代，形成了绵延数千年的农业文明；第二个阶段是形成于三四百年前的工业经济时代，它以资本和技术作为新的关键生产要素；第三个阶段则是当下的数字经济时代，它以数据为新的关键生产要素。

从第一个阶段到第二阶段的转型，历史上称作工业化转型，其标志性年份是1776年，也就是在这一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某种程度上标志着市场经济的确立，资本成为新的关键生产要素。斯密型经济增长的核心理念就是市场的高度扩张和整合促进了社会分工从而导致了经济增长。事实上，中国过去三四十年的发展，从改革开放，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进入全球统一大市场，以及电子商务促进高度统一的国内大市场形成，导致社会分工的加强继而实现高速的经济增长，某种程度上见证了上述转型的逻辑。

1776年发生的另一件大事是瓦特发明了蒸汽机，技术作为新的关键生产要素推动了生产力的变革，正式开启了工业革命。在此之后，1913年福特发明了流水线生产汽车，奠定了工业经济时代的管理方式，真正实现了工业经济时代生产关系的变革。“‘十四五’规划中将科技创新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工业经济时代演变的历史告诉我们，在科技创新中科学家和企业家同等重要，只是角色不同。科学家推动了生产力的变革，企业家则推动了生产关系的变革，科技创新是一个双轮驱动的过程，偏颇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行，光靠科学家或光靠企业家都不可能产生高质量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陈煜波教授指出。

陈煜波认为，“从本质上看，我们当前正在进入人类的第三个阶段，即从工业经济时代到数字经济时代。它也有一个标志性的年份，就是2007年。这一年，乔布斯推出iPhone手机，iPhone手机不仅仅将我们带入了3G和移动互联网时代，其更加深远的影响是将我们带入数字经济时代。”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手机领域，工业经济时代的代表诺基亚虽然推出不同各种硬件配置的手机，通过不同的产品线来实现高度的个性化，但它再高度的个性化也只能满足一个细分市场的需求。而苹果是用了数字经济时代的生产方式，它用软件（不同的APP）定义了千人千面。”陈煜波表示。

在陈煜波看来，“软件定义和硬件定义最大的差别就在于它们实际上代表了数字经济和工业经济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对于软件定义来说，它的本质是数据驱动，是迭代创新，不是工业经济时代的‘研发、创新、测试直到完美后再推向市场’创新流程，而是‘A/B 测试的模式’先上线，再不断依托用户的交互和反馈的数据来迭代更新（就像特斯拉会采集用户每天驾驶汽车的数据，采集周围交通状况、天气、路况等的数据不断地做迭代和更新一样），这也意味着新的生产方式的变革。”

“同样的，从智能汽车到智慧城市，也不仅仅是说采用了所谓的云计算、大数据平台等所谓‘ＡＢＣＤ’的技术就可以成为新型智慧城市，而是要将数据变成整个城市创新的关键要素。从这个维度上讲，无论是工业、农业、服务业发展数字经济，都不能忽略数据这一要素，这才能抓住核心本质，抓住真正的内涵。”陈煜波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陈煜波教授所在的“中国信息化百人会”在2017年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中提出了数字经济五个维度的变化，即数据驱动、软件定义、平台支撑、智能主导和服务增值，由此引发了五个问题的根本性变革，即“谁来生产，生产什么，用何工具，如何生产以及在哪儿生产的问题”。以“在哪儿生产”为例，数字时代的典型模式是网络化制造、分享制造。

中国发展数字经济的逻辑

为什么硅谷的互联网巨头到中国市场往往都很难取得成功？为什么eBay会被淘宝打败，为什么亚马逊会在2018年公开宣布从中国的电子商务市场退出？为什么滴滴会把Uber打败？

陈煜波认为，“上述问题的根源就在于中国发展数字经济与西方发达国家发展数字经济的逻辑不同，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前提假设和硅谷不一样。”

“中国是在没有完成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时，就迎来了信息化，这意味着中国数字经济发展需要同时解决前面‘三化’的痛点。所以，‘四化同步’是中国发展数字经济的时代背景。”陈煜波表示，“对比中外互联网企业的发展，可以有一个形象的比喻，硅谷的互联网巨头都是在卖一辆非常酷的赛车，但面对中国到处都是泥泞的烂泥地，赛车再酷跑不动。为什么？中国没有走完工业化，没有走完农业现代化，没有石子路，更不要说高速公路。”

“而中国的互联网巨头的做法则是，我哪怕是卖一辆手扶拖拉机，我会把石子路修到你们家，这个石子路就是我们在工业化、在长期的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过程中所需要的基础设施，既有硬件，也有软件。这本质上就是在解决前面‘三化’遗留的痛点。”陈煜波说。

所以，陈煜波总结中国发展数字经济的逻辑，最重要的成功因素有两个：“一是中国政府通过前瞻性的数字基础设施的政策，比如‘宽带中国’，3G、4G提速降费等，将我们中国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人口红利转化为了数据红利。没有这些前瞻性的数字基础设施，我们许多偏远的山村无法靠做直播，搞农村电商脱贫致富，实现乡村振兴。二是中国本土企业家根据我们中国‘四化同步’的市场环境探索出了一系列适合中国市场发展阶段的独特的商业模式。”

以支付宝为例，支付宝不仅仅是一个支付工具，而是一个解决信任的工具。信任是工业化时代和市场经济的基础设施，没有信任，没有诚信，不可能有市场经济。要发展数字经济，前提还是要解决市场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解决信任的问题。同样的，作为定位为“货真价实”的自营电商的京东必须要通过京东自营物流来解决信任问题。

“所以，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几乎都是重资产模式，要做又脏又累的活，就是因为中国的互联网企业不是诞生在一个完善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市场经济基础之上。我们互联网企业是在中国还没有完善的工业化基础设施的‘泥泞’的环境中发展出来的。” 陈煜波分析认为。

“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的，因为这是中国发展数字经济的特有逻辑。2021年第一期《经济学人》杂志的封面也在倡导电子商务的未来要向中国学习，甚至特意加了一个括号，强调是带有中国特色的。” 陈煜波表示。

中国发展数字经济的挑战

陈煜波认为，当前我国消费端或需求端的数字化转型使得数据资源成为我国发展数字经济的最大优势，即海量用户的数据资源带动的需求端的规模效应。

面向未来，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趋势是数字化进程从需求端逐渐向供给端渗透。下一阶段我们需要特别注意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依托以5G为代表的七个领域的“新基建”构建产业链、价值链、供给侧的数据（生产资料）红利。虽然我们传统产业跟发达国家比可能是小而散，但是我们相对比较全，拥有世界上最完备的工业体系，在工业互联网环境下，反而可以把这种小而散的劣势转化为丰富的数据场景，通过前瞻性的、生产端的数字基础设施转化成我们的数据红利。

另一方面，既懂行业又具有数字化素养的数字人才将成为下一阶段我国经济全面数字化转型的核心驱动力。陈煜波认为，“数字人才要做的，就是要把数据粗矿变现出价值，它不仅仅是指IT人才，还包括跟ICT专业技能互补协同的跨界人才。如果从产品与服务价值链供应端的数字化转型角度，数字化人才可以分成六类，包括数字战略管理、深度分析、产品研发、先进制造、数字化运营和数字营销。说白了，就是企业价值链的每个环节都要数字化转型。”

在陈煜波看来，数字战略管理是企业数字化转型最重要的环节。然而，他所主持的清华经管学院互联网发展与治理研究中心与领英从2016年开始合作，针对近4000万领英中国会员的研究显示：中国95%的数字人才都集中在所谓的产品研发和运营环节，数字战略管理、深度分析、先进制造、数字营销等职能的人才只占了5%，数字人才高度的不均衡，结构性问题突出。

不仅如此，体现在区域上，数字化转型正成为重塑区域发展和竞争的重要因素。陈煜波教授团队根据过去四年的分析发现：中国的数字人才越来越向一些头部城市集中，这包括东部和南部沿海城市，也包括中西部的成都、武汉、西安和重庆。

“我们统计的数据显示：排名前15名的城市，数字人才占比之和2016年为62.20%，而2018年为69.99%。从数字人才的行业分布来看，数字人才在软件和IT服务、金融、教育和媒体通信等领域的分布比重逐年上升，而在制造业则逐年降低。”陈煜波告诉记者，“我们每年都在做跟踪，发现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即在所有的传统行业里，除了金融行业，其数字人才现在仍然是净流出的状态，这些人才普遍流到了软件互联网行业，原因就在于软件互联网行业拥有数据。”

从2019年开始，陈煜波教授团队对领英全球人才库中来自欧美和亚太地区31个创新城市的4000万数字人才展开研究，他们发现与全球的数字人才的分布进行对比，当前中国数字人才多集中在ICT领域，而欧美发达国家的数字人才大多集中在传统行业，这说明我们的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相对比较滞后。

数字人才的技能包括两个层次，一是基础性的数字技能，比如用个PPT，或者编个网页，做个游戏开发，它是我们拥抱数字时代的能力。二是颠覆性的数字技能，比如人工智能、基因工程、材料科学等，它将为数字时代创造新的场景。中国除了北京在人工智能，上海在材料科学、纳米技术和机器人有一定的优势外，在颠覆性数字技能方面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都相对落后。

由此，陈煜波提出，我国要应对经济数字化转型的挑战，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发力：“一是要加深数据资源整合、开放、流动和监管，推进数据要素市场改革和全球数字治理是数字化转型的基础和保障。二是让既懂行业又有数字化素养的数字人才成为下一阶段中国经济全面数字化转型的核心驱动力。三要加强数字技术与生物、材料、能源等技术的交叉融合，加强颠覆性数字技能的培养。”

（编辑：孟庆伟 校对：彭玉凤）